兩年前，尚為美國人體冷凍公司阿爾科臨床響應中心主任的阿倫·德雷克(Aaron Drake)來到北京，為重慶女作家杜虹實施頭顱冷凍手術，這是中國第一例人體冷凍。

　　兩年后，2017年5月，德雷克成為中國本土第一例人體全身低溫保存手術的主要參與者，將因肺癌被臨床宣布死亡的山東濟南市民展文蓮，安放在濟南高新區一座實驗室的液氮罐里。

　　這是德雷克自2016年全職加入山東銀豐生命科學研究院以來，實施的第一例人體低溫保存。在此之前，德雷克參與過70余例。

　　8月15日，在位于山東銀豐生命科學研究院的辦公室里，澎湃新聞記者見到了德雷克。在接受澎湃新聞專訪時，德雷克沒有避諱地承認，人體低溫保存技術尚面臨諸多技術難題，這使得“復活”成為人體低溫保存中尚且無法保證的事情。

　　人體低溫保存的踐行者大多愿意相信，借用低溫來按下生命的暫停鍵，可等來未來發達的技術將其復蘇，治愈患有的絕癥。

　　但這仍然是一件遙遠的事。尤其大腦，這個精細的部位幾乎隱藏著關于人類意識和記憶的所有秘密。如果低溫保存的人體終能有一天等到回溫，他們的大腦是否會復蘇?是否還能延續進入液氮罐保存前的記憶?大腦的冷凍復蘇之難是人體低溫保存術的阿喀琉斯之踵。

　　將人體低溫保存作為職業的德雷克無法給出肯定的回答。“現在沒有任何保證說這方法一定行得通。”他說：“很多人都對他們的神有信念，我希望涉及到冷凍醫療的人都對科學有信念。”

　　盡管，他提到一些動物實驗在探索復蘇大腦的可能性。兩年前，阿爾科的研究團隊稱，他們發現經低溫保存后解凍的秀麗隱桿線蟲，能保留冷凍前習得的和食物相關的行為。一年前，又有研究人員測試兔腦的低溫保存和解凍，發現回暖后的兔腦完好地保有神經元之間的單個連接。但線蟲是低等動物，人類有著復雜得多的身體結構;就算兔腦的結構可免于破壞，它的功能或可受損。

　　“當然，這是不是在人腦上也適用，還沒有得到確認。”在列舉完這些動物實驗后，德雷克說。

　　德雷克擅長心臟外科體外循環灌注和院前急救。在他成為人體低溫保存業的一員前，他做著和急救護理相關的工作。在2009今年加入阿爾科之前，他曾在美國聯邦應急管理署下屬機構擔任8年的信息專家，又擔任過消防急救員長達14年，還在美國生產醫療診斷成像設備的公司Digirad工作過3年。更早之前，他從美國內布拉斯加州立大學獲得的是工商管理學士學位。

　　“對于他們來說，這也許是一種終點，但他們仍對終點滿懷希望”

　　澎湃新聞：你接觸人體冷凍領域多久了?

　　德雷克：我已經參與過70多例人體冷凍手術，其中大部分是來自美國，也有世界各地比如歐洲和亞洲的。在中國首例之前(指2015年杜虹的頭顱冷凍)，我還在泰國做了個兩歲女孩的病例。

　　澎湃新聞：此次，中國完成首例本土人體低溫保存，在技術上中國和美國的公司有什么差異?

　　德雷克：中國在某些關鍵步驟上已經比美國相對改善了，舉兩個例子。

　　第一個是在外科手術上。在美國，我們是在患者停止心跳后才開始進行人體冷凍的操作，而這種介入一般是在心跳停止后1個半小時甚至有時候2個小時進行。盡管那時人體已經開始冷凍，但在這一過程中，仍會對人體造成一定損傷。

　　在中國的這一次，我們更像是進行一種在醫院的常規醫學操作，我們會對病人進行ECMO(體外膜肺氧合，可對需要外來輔助的呼吸和/或循環功能不全的重危患者進行有效的呼吸循環支持)。

　　這意味著，對于臨床上已經判定為死亡的人來說，進行人體低溫保存的時間窗口是比較充裕的，ECMO還能保持患者的血液和氧氣循環。在我看來，這是至關重要的一環，體現了技術的改進。

　　第二個比美國有優勢的體現在降溫程序上。美國的降溫是分段式冷卻法，程序降溫儀只能降至零下110 ，再繼續冷卻只能通過轉罐的形式繼續降溫至;零下196攝氏度。而這次的程序降溫儀能讓體溫持續地從室溫降低到零下196攝氏度，也就是液氮的沸點。為了不使這一過程受到任何干擾，全程由電腦程序控制。在我看來，這已經是一個很大的進步了。

　　澎湃新聞：在展文蓮的這次人體低溫保存手術中，你們醫療團隊對她鞠躬，做了一個簡單的告別儀式，是嗎?

　　德雷克：這是我們第一次對病人實行這樣的禮節，非常令人動容。我們在美國并不是這樣，并不是說我們不能這么做，只是沒有這個習慣。我個人覺得非常感動，我從中感受到了榮譽和使命感。我們的確應該如此對待病人。

　　澎湃新聞：展文蓮和丈夫桂軍民之間的故事，你有什么令人印象深刻的可以分享嗎?

　　德雷克：在她咽下最后一口氣之前，我感受到了他們之間的愛，你可以從他們的眼中看到這些。我的確感受到了。從中你可以觸碰到情感，這不僅僅是關于科學。雖然我們的工作是科學，但你仍會為這些人的經歷所感動。對于他們來說，這也許是一種終點，但他們仍對終點滿懷希望。

　　澎湃新聞：后續會對展文蓮進行損傷性評估嗎?怎么評估?

　　德雷克：會有評估。當你來評定一個病人的狀態時，有很多臨床上的標記物，比如觀察皮膚顏色的變化，觀察脫水情況——眼睛和嘴唇周圍是否干燥。有時，也會看體溫曲線，當你看到曲線是呈現比較平滑的下降時，這證明沒有結冰或只有少量結冰。如果是有結冰的話，你會看到這個曲線是一段一段地往下走，改變原先平滑曲線的坡度。所以我們在做手術的時候，會通過觀察這些指標來判斷。

　　“如果要說這是百分百完美、零損傷的，我認為這樣描述是不準確的”

　　澎湃新聞：低溫是把雙刃劍，在保存組織活性的同時也會帶來損害。對嗎?

　　德雷克：對。你知道的，我們的身體有六七成的物質是水，我們也見過，當水凝結成冰的時候，它的體積會膨脹。如果這個水是在細胞內部的話，那它膨脹的時候就會把細胞壁刺破，細胞就會受到不可修復的損傷。這正是我們需要避免的結果。

　　為此，我們把身體內的液體置換掉，這包括了血液和水，取而代之的是醫學冷凍保護劑。這可以避免水的結晶，不用擔心對細胞造成損害。溫度越低時，這種保護液會變得越黏稠，最終變成“玻璃化”的狀態。這不是我們一般意義上的，扔一塊石頭可以砸碎的玻璃，它要來得更結實。

　　就像你說的，只是對細胞進行冷凍，它會受到損害。但我們現在做的事是沒有結晶的降溫。這是很不一樣的。

　　澎湃新聞：所以現有的人體低溫保存技術是完全沒有傷害嗎?

　　德雷克：我認為還是有一點點傷害的，可能有由于缺氧、缺血而造成的細微傷害，我們其實也在避免這種傷害。如果要說這是百分百完美、零損傷的，我認為這樣描述是不準確的。傷害的多少還取決于人是怎么死的，有些人可能是腦溢血，那么他/她的血管系統是不完整的，你需要把腦中破裂的血管連接起來，可能產生會有一些傷害。

　　所以，我們能說是百分百完美的安全嗎?不，那不可能存在。我們只能盡其所能地去接近這個狀態。

　　澎湃新聞：會不會有一些我們沒有意識到，但已經發生的損害?

　　德雷克：我們可以用特制的儀器，觀察更細致的、分子級別的診斷學影像，來判斷到底有沒有造成損害。

　　澎湃新聞：現在還沒有在動物實驗上證明人體低溫保存的可行性，對嗎?

　　德雷克：其實這些實驗在全世界不斷地進行著，但很多實驗是自然發生的，像很多小動物，在DNA中就有能夠讓他們身體免受凍傷的基因。比如說北美樹蛙，通常的青蛙到了冬天會冬眠，而北美樹蛙在極度嚴寒的環境下，即使全身凍成固體的情況下，還可以維持很長時間時間。等天氣回暖，它們醒過來的時候，心跳恢復，四處亂跳。這是在自然界發生的事情。某些動物就有這種能力，能讓它們的細胞免受凍傷。

　　說不定人類也有這種基因呢?也許現在只是暫時性地關閉了這個功能。我們現在可能有一種技術，可以去修飾這類基因，來使得它發揮功能。我們可能因此開辟一項新的研究領域。

　　澎湃新聞：如果人類身上沒有這種基因呢?

　　德雷克：我相信還是存在的，只是我們沒有發現它，不知道怎么把這個開關打開而已。可能是因為人類不需要低溫保存，所以這類基因的功能被關閉了。對于人類來說，在寒冷的冬天可以在屋內保暖。因此，人類的身體可能就不會像這個方向進化。而林蛙不會像我們這樣建房子，所以它們需要打開這個基因。

　　澎湃新聞：有人說，復蘇比低溫保存更難，是嗎?

　　德雷克：我也是這么認為的。首先，我認為，醫療技術需要發達到能治愈那些曾讓冰凍人死亡的病因。不然，有一天即使技術很發達，能讓這些病人像做了胸部電擊一樣，在彈指之間就醒來，但沒有解決這些疾病的技術，他們仍然患有心臟病、癌癥、中風等致命病。

　　澎湃新聞：人體低溫保存中至關重要的是大腦的保存，也有很多人選擇只低溫保存頭顱。低溫保存能不能儲存大腦中的意識和記憶?能否在有一天回溫后，恢復這些意識和記憶?

　　德雷克：低溫保存大腦的確是最為重要的部分，主要因為器官、組織、皮膚或都可在未來置換、重生，但大腦無法被替換。最近在動物模型上的實驗顯示，記憶可以通過低溫保存來維持，在回溫后還可存在。當然，這是不是在人腦上也適用，還沒有得到確認。

　　澎湃新聞：“動物實驗”指的是什么?在秀麗隱桿線蟲上還是在兔子上的實驗嗎?

　　德雷克：秀麗隱桿線蟲和兔子海馬體的實驗都可以佐證。

　　澎湃新聞：現在已經有300多人進行了人體冷凍，但還沒有一個人復蘇。

　　德雷克：對。300多人已經進行，還有3000多人在等待進行。

　　澎湃新聞：而且很昂貴。

　　德雷克：對。因為這需要存儲很長時間，所以很貴，就像你將一輛車放在停車場里，放100年也需要很多錢。

　　所以，這個領域的大多都是非營利的。倒不是說去做這件事的都得是非營利，只是人們很難去指責一家做人體冷凍但不營利的公司。很多公司收費都是為了繼續投入資金，開展進一步研究。現在來談營利，還為時尚早，因為我們還沒找到治療這些冷凍人致死病因的方法。

　　“如果有志之士可以聚起來盡其所能，中國有潛力成為該領域的領頭羊”

　　澎湃新聞：為什么你離開美國，接受在中國的全職工作?

　　德雷克：我第一次來中國是2015年，在北京為杜虹實施人體冷凍手術。盡管對杜虹來說，那時她的生命接近尾聲，但對我來說，這是一次很棒的經歷。也就是從那時候，我開始接觸銀豐，和他們的工作人員碰面。

　　直到去年，我發現他們嚴肅地在促成這個人體低溫保存的項目。當我了解到銀豐所計劃投入的資金、設備，看到他們的醫療團隊，以及來自醫院和政府的支持后，我覺得這是一個機會，能將人體低溫保存這項新興科技拓展到亞洲，從無到有地把項目做起來。這對我來說也是很激動的，而且還能和世界其他國家的同行一起合作。

　　澎湃新聞：來銀豐之前，你是在世界最大的人體冷凍公司阿爾科工作，為什么選擇放棄阿爾科，來到一個沒有什么經驗的新的科研機構?

　　德雷克：的確，阿爾科從創立至今約有45年歷史，我也有幸參與其中。但在美國，像阿爾科這樣小型的、非營利機構總是面臨資源和人手不足的問題，我們每個人都要做很多額外的工作，不利于項目發展。

　　而在中國，各種渠道的資源都能整合在一起，推動大項目的發展，潛在的成功率是很高的。阿爾科可以說他們有45年的歷史，這是挺好的沒錯，但他們無法再快速地發展。在我看來，如果有志之士可以聚起來盡其所能，中國有潛力成為該領域的領頭羊。

　　澎湃新聞：你會在中國待多久?

　　德雷克：我的計劃是在銀豐待三年，希望這個項目可以發展壯大。目前我已經待了一年半，我現在需要做更多來積累經驗。

　　澎湃新聞：你會將一些技術傳授給中國同行嗎?

　　德雷克：我來這的一部分目的就是幫助銀豐采購需要的設備，給出具有建設性的意義，讓所有事情都運轉起來，以及訓練醫護人員。中國的外科手術醫生其實已經具備很好的技能，我只是幫助他們將技術做一些調整，和人體冷凍相對接。我的工作實際上是做整個項目系統性的建設和調整。

　　“低溫保存技術并非一定能長生不老，只是一種未經證實的生命延長術”

　　澎湃新聞：你現在找到未來能喚醒低溫保存人體的方法了嗎?

　　德雷克：喚醒這些低溫保存的人，讓他們擁有更長的壽命，是終極目標。這并不是說我們要扮演上帝的角色，讓人起死回生。我們所做的是，為這些人贏得更多的時間，通過低溫保存他們的身體，防止產生更多的傷害，來給他們50年、100年甚至更多的時間，讓他們能等到人類有治療絕癥的方法的那一天。

　　你知道有時候人會受很重的傷，戰爭、饑荒，也許彗星從天而降撞擊地球，也許火山爆發，總有一些死因是無法修復的。所以我認為，低溫保存技術并非一定能長生不老，只是一種未經證實的生命延長術。

　　澎湃新聞：有人說，你們是只負責“冷凍”，不保證“復活”。

　　德雷克：當然沒有保證了。我不認為這么說，就是不負責的表現。這是科學探索，我把它稱為“數學方程式”。等號的兩邊，一邊是你要想著如何低溫保存人體，而不讓他/她受損，另一邊是如何讓他/她回暖，也不讓其受損。不能只追求一邊而舍棄另一邊，要均衡發展。所以目前只是第一步，另一步即將到來。

　　你說的沒錯，現在沒有任何保證說這方法一定行得通。許多人都對他們的神有信念，我希望涉及到低溫醫療的人都對科學有信念。

　　澎湃新聞：你觀念中的“死亡”是和醫學上的死亡是不一樣的嗎?

　　德雷克：臨床上的死亡是心臟停止跳動。大多數人覺得，這意味著人已經死亡了。但如果真是這樣的話，救護車來了之后給心跳暫停的人進行心肺復蘇，為什么能救回人呢?對于臨床上的死亡而言，我們是可以克服的。

　　患者的心跳停止時，并不意味著身體已經死亡了，它仍然是存活的。很多人可能不知道這點，但確實是這樣的。按照醫學上的標準，心跳停止后是可以進行器官移植的，包括心臟、肺、腎，皮膚和組織等，身體還是具有生物活性的，即使是在心跳停止后的數個小時，這些組織、器官仍然都是可以使用的。

　　宣告死亡是醫生宣布他們已經無力回天。但“死亡”正在隨著時間而變化。50年前、100年前，一個醫生還能做什么呢?好像很有限。但如果是在未來50年-100年，醫生可以做很多我們難以想象的手術來拯救生命。所以說，隨著技術的發展，宣告死亡的定義會隨之改變。

　　最終的死亡是生物學死亡，這是指細胞和組織層面的死亡。我們現在知道，在細胞和組織還沒死亡之前，我們還有很多時間來進行器官移植。

　　我們現在所做的是，在這個過程中，保持體內源源不斷的血氧。這樣的話，細胞根本就沒有機會死亡。它們只是在不斷地變冷而已，直到它們停止活動。它們不是停止在死亡這個狀態，而是停止在一個代謝暫停的狀態。

　　誠然，對死亡來說，是有很多不同的定義。而不管哪種定義，通過我們現在所做的，都能把它限制住。我們可以做到讓人遠離生物學死亡。